至魏晋南北朝，香具中仍多见自汉代兴起的博山炉。记得我曾在国家博物馆拍到过一张福州出土的南朝青瓷博山炉的照片，放到微博上。傅老师见了，说：看到出烟孔旁边的像小花掰样的东西了么？那是为了约束烟气的走向，使其更加美妙。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注重观烟气的变化，启迪自己的才思，寻觅创作的灵感。

彼时香药繁多，普遍使用和香。范晔《和香方》更是已知最早的香学专著。但傅老师说南北朝时有些香方很怪，会出现“多君”的现象。香应世事，那时天下分裂，多国割据，人之所见所想俱表现在了香方上。

我想，东晋时，航海等交通又有进步，著《佛国记》的法显曾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后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二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真香料之路也！

晋人于乱世而见诸国境貌，比之张骞、玄奘等人于“缉理万邦，和平九土”的汉唐探索异域，心境必是不同吧。以此心制香，“多君”更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