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久远。从现有的史料可知，春秋战国时，中国对香料植物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繁多。多用的有泽兰(非春兰)、蕙草(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那时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已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方法。《诗经》、《尚书》、《礼记》、《周礼》、《左传》及《山海经》等典籍都有很多相关记述。

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如屈原《离骚》中就有很多精彩的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佞以慢稻兮，木杀又欲充夫佩帏”。

秦汉时，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逐渐进入中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道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

西汉初期，在汉武帝之前，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陶制的熏炉和熏烧的香草。

熏香在南方两广地区尤为盛行。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

“博山炉”(模拟仙境博山)在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的七百年间一直广为流行。

  （图：错金博山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通高26cm，炉盖铸成山峦状，炉座饰卷云纹，座把透雕三条欲腾出海面的蛟龙，龙头承托炉盘，炉盘上是挺拔峻峭的山峦，象征道家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山间有神兽出没，虎豹奔走，灵猴戏耍，还有猎人追逐逃窜的野猪，另有小树点缀山色。）

        伴随香炉的广泛使用，熏香风习更为普遍。向皇帝奏事的官员也要先薰香（烧香薰衣），奏事时还要口含“鸡舌香”（南洋出产的丁子香树的花蕾，用于香口）。 

        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由两个半球形的镂空的金属片扣在一起，中央悬挂一个杯形的容器，在容器内可以焚烧香品，即使把香球拿在手里摇摆晃动，容器内的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

        熏炉（包括博山炉）、薰笼等香具也是汉代王墓中常见的随葬品。

香文化在汉代的快速发展，汉武帝有很大贡献。他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通西域，统南越，开海路，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南部湿热地区及海外香料的传入。汉武帝本人有很精美的鎏金银制薰炉，或许他也喜爱薰香。

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不断，但香文化仍获得了较大发展。

薰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两家都提倡用香。

这一时期，人们对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较深的研究，并广泛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合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配方的种类丰富，并且出现了许多专用于治病的药香。

“香”的含义也发生了衍变，不再仅指“单一香料”，而是也常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和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

用香风气从王公贵族扩展到文人中间，并且出现了许多描写薰香或香料的诗文，如曹丕的《迷迭香赋》、刘绘的《咏博山香炉》：

《迷迭香赋》

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之凝晖;流翠叶于纤柯兮，结微根于丹墀;

方暮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英芝;信繁华之速逝兮，弗见凋于严霜;

既经时而收采兮，逐幽兰以增芳;去枝叶而寺御兮，入销谷之雾裳;

附玉体以行止兮，顺微风而舒光。

《博山香炉》

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

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傍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

复有汉游女，拾羽弄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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