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文人还把香视为名士生活的一种重要标志，以焚香为风雅、时尚之事，对于香药、香方、香具、薰香方法、品香等都颇为讲究。
“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溉堂文集埘斋记》)
“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长物志跋》)
“焚香鼓琴，栽花种竹，靡不受正方家，考成老圃，备注条列，用助清欢。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遵生八笺》)
“明末四公子”之冒襄与爱姬董小宛皆爱香，也曾搜罗香药香方，一起作香，“手制百丸，诚闺中异品”。董去世后，这段生活尤令冒襄怀恋，“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熏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影梅庵忆语》)
高濂还曾在《遵生八笺香笺》中提倡“隔火熏香”之法：“烧香取味，不在取烟”，以无烟为好，故须“隔火”(在炭饼与香品之间加入隔片);隔片以砂片为妙，银钱等物“俱俗不佳，且热甚不能隔火”，玉石片亦有逊色;炭饼也须用炭、蜀葵叶(或花)、糯米汤、红花等材料精心制作。
不过，这些细致的讲究大抵只在部分文人中流行(唐宋已常用“隔火”之法，非明人创见)。多数明清文人与宋元文人相似，并不排斥香烟，也常赞赏其诗意，文人用香还是以直接燃香为主，并不“隔火”。如徐渭诗《香烟》有：“香烟妙赏始今朝”，“斜飞冉冉忽逍遥”。纳兰性德有“两地凄凉多少恨，分付药炉烟细”。袁枚有“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