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薰炉及薰香风气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
早期文献对先秦用香(熏烧香品)的记载大都属于祭祀领域，关于日常生活使用薰香的记载甚少。古人也常以为先秦用香只是祭祀中的燃香蒿、燔柴等用法，而生活用香(及薰炉的使用)迟至西汉才开始。但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先秦的熏香风气应已有相当的规模，战国时期已有了制作精良的薰炉(博山炉)，有雕饰精美的铜炉，也有早期瓷炉，很可能还有名贵的玉琮薰炉。
如陕西雍城遗址曾出土凤鸟衔环铜薰炉，高34厘米，底座边长18.5厘米，造型奇特，工艺精湛。
江苏淮阴高庄出土了铜盖早期瓷双囱薰炉。
河南鹿邑出土了战国鸟擎博山炉。
陕西干县梁山宫遗址出土了秦代薰炉。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曾出土“银鹰座带盖玉琮”(玉琮薰炉)，研究认为很可能制作于战国。
玉琮是西周前的重要礼器，外方内圆中空，多用于祀地。东周后不再用于祭祀，常改作他器。古代常将玉琮改造，加盖、加座、中孔加铜胆，制为高档香具“玉琮薰炉”。
从这些薰炉的“品级甚高”及“地域分散”等特点(以及文献所记“香气养性”之观念在当时的流行)来看，至迟在战国时，薰香在上层社会已有所流行。(如《荀子礼论》：“椒兰芬，所以养鼻也。”)这也是西汉用香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先秦薰香有可能也曾使用其它铜、陶器物(薰香未必要用薰炉)。西周时已有烧炭取暖的铜炉，如《周礼天官》记载，“宫人”即负责“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扫除、执烛、共炉炭”等事。陈擎光先生曾提出宫人的职责本来就有“去其恶臭”，或许也曾用这种炭炉薰香。现已发现多件先秦时期的此类铜炉，大多带有提链，如河南新政出土的“王子婴次炉”。
汉代文献关于西汉薰香、薰炉的记载也甚少，但考古发掘表明，薰香风气在当时的王族阶层已非常普遍。这种文献记载与史实的“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出，先秦薰香的实际流行程度很可能也远远超出文献记载的情况。
魏晋时期行世的典籍多有涉及上古先秦用香者，但其可靠性大多较低，仅可作一般性参考。如晋人王嘉(王子年)《拾遗记》卷4载春秋时用“荃芜之香”：“燕昭王即位二年，……设麟文之席，散荃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郁茂，以熏枯骨则肌肉皆生。”《拾遗记》卷1载“沉榆之香”：“(黄帝)诏使百辟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