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须从“性”、“命”两方面入手才能合和性、命，达到养生养性的目的。同时也认识到，人对香气的喜爱是一种自然的本性，香气与人身心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用作养生养性的方法，从而初步形成了“香气养性”的观念。
如《荀子正论》言，“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古天子重于安养，出行车架也要饰以香草，“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
孔子在生活中也注重养生，并且很讲究食物的气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色恶，不食。臭恶，不食”。(《论语乡党》)
《荀子礼论》曰：“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
《素问金匮真言》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古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百姓以香草香囊为美饰，君子士大夫更用香物陶冶、修明情志与身心，借外在的佩服，修为内在的志意，“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洁”。屈原《离骚》即明言，自己以香草为饰是效法前代大德，“修能”与“内美”并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香气养性的观念发掘了香气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讲究“芬芳”、“养鼻”，有别于祭祀中的“燔柴升烟”(与燃香蒿有相通之处);同时又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是强调香气对身心的滋养，故又引导了对香品的使用。“香气养性”的观念对于后世香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两汉上层社会之流行用香、魏晋医家及文人之重视用香也与这一观念有很大关系。
